宋蒙襄阳之战持续到了第5个年头。
夏日炎炎的襄阳城中，宋军粮草尚未见底，但盐、柴薪、布帛已严重匮乏，急需援助物资。
恰逢汛期到来，汉水暴涨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可走水路运送物资，顺流而入襄阳。
宋军在襄阳周边招募了“骁悍善战”的三千民兵，制造了轻舟百艘，提拔当地民兵首领张贵、张顺为都统，由他们率领这支临时拼凑的军队，执行救援襄阳的任务。
张贵为人短小精悍，军中称之为“矮张”，他的搭档张顺则有个外号叫“竹园张”，应该是大高个。出发前，他们对同袍们发出呼吁：“此行有死而已，汝辈或非本心，宜亟去，毋败吾事！”二张说，这一去，恐怕只有一死，兄弟们如果没有视死如归的信念，就回家吧。但是，三千民兵人人振奋，个个当先，登上战船，奔赴汉水。
这是南宋咸淳八年（1272）五月发生的事情。
真实的襄阳之战中，没有武功盖世的郭大侠，却有两位农民出身的小人物，通过这次特殊的救援行动，成为这场残酷战役的悲情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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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宋蒙（元）长达半个世纪的纷飞战火中，襄阳保卫战（1267-1273）的意义极为特殊。
对于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三条主线，历史学者严耕望深入浅出地论述：
古代中国之疆域以黄河、长江流域为主体，而中隔秦岭、伏牛、桐柏、大别诸山脉，使南北交通局限于东西中三主线。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，循嘉陵江入巴蜀。东线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长江下游之吴越。中线由关中东南行，由河洛西南行，皆至宛郡，再循白水流域，南下襄阳，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。
历史的脉络有迹可循，宋蒙南北对峙的主战场也形成了三条明显的主线，一为四川，二为江汉，三为两淮。
西线方面，蒙古军深入四川，川西州县接连失守，南宋彭大雅、余玠等依靠巴蜀的地势，在险要的山地修筑多处防御工事，号称“四川八柱”，使蒙军暂时无法侵入四川全境，就连蒙哥汗也在征战途中死于钓鱼城下。东线的两淮（淮东、淮西二路）战场顶住了蒙军的多次冲击，以扬州的抵抗最为激烈。
在南北交通的自然形态中，中线的襄阳犹如一个天造地设的十字路口，它位于南阳盆地的南端，坐落于汉水之滨。南阳盆地四周被秦岭、伏牛山、桐柏山、大别山等山脉环抱；盆地内部河网密布，汉水自西北流向东南，与其两条支流唐河、白河在襄阳汇合，从襄阳溯汉水而上可到关中，顺流而下可至湖广、江南，沿着唐白河则可北上中原。
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如此点评襄阳的战略位置：“夫襄阳者，天下之腰膂也。中原有之，可以并东南。东南得之，亦可以图西北者也。”在天下大势之中，襄阳就像人的腰背部，腰部有力则可举重若轻，乃至拔山扛鼎，反之则步履蹒跚，力不可支。
此前，河北隐士杜瑛、蒙军名将郭侃都曾劝说蒙古大汗（即元世祖），若要灭宋，必先取襄阳。那时，忽必烈刚在与弟弟的生死竞争中登上汗位，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抽不出空来调整攻宋战略。
直到一名南宋将领投奔蒙元，才让这个策略正式提上日程。
南宋猛将刘整以前是京湖制置使赵方的部下，赵方去世前专门跟儿子说：“整才气，汝辈不能用，宜杀之，勿留为异日患。”这话说得蛮狠，但足以说明，刘整这个人非常有才，在老领导看来，如果他不能为己方所用，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赵方死后，刘整继续在宋军效力，打仗特别猛，人称“赛存孝”，据说跟五代十国的猛将李存孝有得一拼。
然而，官场的内斗还是挑动了刘整的叛意。
南宋权相贾似道在军中推行了“打算法”的改革，即下令对战时军费进行会计监察，对于其中不合法的支出，要求武将予以偿还，并将获罪的将领投狱治罪。此举一度引发将领的恐慌，刘整频频遭受上级打压，决定叛宋降蒙。
咸淳三年（1267），刘整面见忽必烈，进言道：“宋主弱臣悖，立国一隅，今天启混一之机。臣愿效犬马劳，先攻襄阳，撤其扞蔽。”两个意思，其一，是时候灭宋了，其二，想灭宋，先打襄阳。
是年冬，蒙军将领阿术、刘整率军5万，兵临城下，襄阳之战拉开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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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六年，襄阳陷入漫长的围城战中。
蒙军并非有勇无谋之辈。
开战前，他们先是以互市贸易为名，在襄阳城外设立榷场，随后又伪称榷场常为盗贼掠夺，要求对榷场修筑堑垒，进行保护。等到南宋官员反应过来，蒙古军已经在襄阳城外修建了一道土墙，“铁打”的襄阳城竟被一道更长的“墙”围住，来自南、北方向的联系大大受阻（“筑土墙于鹿门山，外通互市，内筑堡壁，蒙古又筑堡于白鹤。由是敌有所守，以遏南北之援”）。
围城后，阿术发现，仅靠蒙古兵难以对城池形成有力的正面进攻。刘整又向蒙军提出了一个建议：“我精兵突骑，所当者破，惟水战不如宋耳！若夺彼所长，造战船、习水军，则事济矣！”于是，阿术通过刘整的帮助，修建船舰5000艘，在汉水日夜训练水军，即便是下雨天也要“画地为船而习之”，由此形成一支规模庞大、训练有素的水师，士卒多达7万，扭转了水战的劣势。
作为一场经典的攻防战，蒙军对襄阳形成包围后，即采用围城打援之策，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，而宋军则要在蒙古大军的步步紧逼下，执行突围和援襄两个任务。
宋军方面，镇守襄阳城的是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，整个江汉战场的总指挥为吕文焕的哥哥（一说堂兄）、京湖制置使吕文德，吕文德病死后，由镇守扬州多年的李庭芝接任，另有张世杰、夏贵、范文虎等率领各路军队援襄。
宋军将领间的内耗极为严重。针对襄阳的困局，贾似道派遣吕文德的女婿、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禁军增援，但为了贪功，他要求范文虎只听从朝廷命令，不用接受李庭芝的调遣，致使援襄军队号令不一。
范文虎打仗不行，却很会拍马屁，他写了封信给贾似道，说：“我率军数万到襄阳，一战即可克敌制胜，只要不听命于京湖制置使（李庭芝），事后功劳全归恩相。”结果，范文虎一到襄阳战场，只顾着和妾侍饮酒作乐，在湍滩、鹿门先后大败，自己丢弃旗鼓、连夜遁逃，成了“范跑跑”。
到咸淳八年（1272）夏，襄阳一带的白河口、鹿门、岘山、虎头山等地，分布着元军（此前一年，忽必烈建立元朝）修建的十余处堡垒，襄阳守军难以得到支援。襄阳的姊妹城樊城也岌岌可危，是年三月，元军将领怀都主动请缨，冒着箭矢攻破樊城东北高达七层的战略要塞古城堡，解除了樊城外围的防御，古城堡的两千宋军壮烈牺牲，樊城守军从此只能退至内城。
形势危急之际，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率领援襄将领移屯郢州（今湖北钟祥），他见手握重兵的范文虎不听命令，只好寄希望于民间力量。李庭芝听闻，襄、郢一带的百姓英勇善战，于是出重金招募死士，从中提拔了两名民兵领袖——张贵、张顺。
▲襄阳之战形势图。图源：最爱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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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军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向襄、樊，城内物资消耗殆尽，空气令人窒息。
有一名善于游泳的宋军士兵，带着上司的求援信躲在江边的水草里，信中提醒城外宋军，可从荆州、郢州的方向发兵救援。没想到，巡查的元军看到江边积草甚多，要收割些回去烧火做饭，一拉开水草就发现了藏在此处的宋兵。元军搜出密信，加强对郢州方向的防备，“郢、邓之路亦绝”。如此一来，反而给了宋军从另一个方向进城的机会。
夏季，江水暴涨，襄阳西北方向的清泥河（即今清河，属汉江支流）从均州（今湖北丹江口）湍急地流过，这是入城救援的另一条路线。宋军加紧修造轻舟百艘，交由张贵、张顺带领的三千民兵，走水路运送物资到襄阳。
咸淳八年（1272）五月廿二（或廿三），张贵、张顺率船队，从均州出发，到达襄阳西北35里的团山后稍作停泊，在高头港口装上物资，每三舟联为一舫，中间一艘装载物资（盐一袋、布帛二百匹），另外二舟当作掩护，并装备有火器、刀斧、劲弩等兵器。
廿四日深夜，漏下三刻，这支勇敢的奇兵以红灯为号，朝着襄阳的方向逆风起航。汉水之上泛着红光，犹如点燃希望的星火，自从襄阳被围以来，城中的军民太久没有收到令人振奋的消息了，绝望的情绪也许早已蔓延城内。现在，张贵、张顺冒死进城，不仅仅是为了输送物资，更是为了振奋坚守襄阳的信心，给城中军民带去大宋君臣百姓的敬意。
元军水师布满江面，几乎无隙可入，民兵的船队行不远就与元军爆发了战斗。张贵、张顺等一边驾驶船只，一边与元军缠斗，在激流中转战百二十里。《昭忠录》载，两军在磨洪滩“混战乱杀，火炮药箭射死北兵及坠水者，不计其数”。
廿五日天明，张贵与民兵船队终于进入襄阳。五年来，从来没有一支援军能运送这么多物资进城。更难得的是，三千民兵答应吕文焕，愿意留在城中共同抗敌。史载，是日，襄阳城内“踊跃过望，勇气百倍”。
在漫天的欢呼声中，张贵却迟迟找不到好战友张顺的身影。
数日后，一具宋将遗体从江水中漂到岸边，英雄身上仍披着甲胄，手中还紧握着弓矢。人们将其打捞上来一看，正是张顺，只见他“怒气勃勃如生”。原来，那夜四更时，南风大作，直吹北岸，张顺几乎打完了船上所有的炮火箭矢，身中四创六箭，不幸阵亡。张顺的事迹传遍军中后，城中军民皆以为神，庄重地为他入殓安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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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贵虽是一介农民出身，却颇有勇略，入襄阳后，他给吕文焕献上一计，即孤身突围，与郢州的宋军取得联系，发动城内外宋军夹击元军，解除襄阳的围城。
这年九月，江汉一带雨季已过，汉水水位回落，元军不断建筑工事，丝毫不放松对襄阳的包围。此时，吕文焕已然无能为力，只能让张贵孤注一掷，寻求两军夹击的机会。
张贵身上藏着吕文焕致信城外宋军的蜡书，带了两个水性极好的壮士，他们都能在水中潜游数日，不用补充太多食物。当时，元军在水路的封锁长达数十里，密布的木桩连鱼虾都不得过，每到一处，张贵都要停下来锯断木桩，再继续前进，好不容易才游到郢州。范文虎接见了张贵，与之约定，由范文虎带兵五千在襄阳城外东南的龙尾洲接应，张贵率领襄阳城内的三千民兵出城会师，就此打开襄阳外围的交通。
张贵带着一丝喜悦回到襄阳城中，他以为，此计必能成功。
到约定日期，张贵辞别吕文焕和城中军民，带着三千民兵乘船，朝龙尾洲进发。一上船，张贵发现，竟然有一名士兵不在船上。张贵知道，这名士兵曾因犯过军法被鞭挞，对自己怀恨在心，他可能已带着这次行动的信息叛逃到元军。
张贵大惊，对部下们说：“计划可能已经泄露，我们要赶在元军知情前速战速决。”
《元史》记载，刘整早就通过谍报，得知张贵率军出城，于是安排好了大量战船封锁水面，并用草结成水牛状，绵亘参错地布置在江上，准备对张贵军进行火攻。张贵军乘夜突围时，遭到了元军的猛烈阻截，张贵见状，命部下不再衔枚（把箸横衔在口中，以防出声）隐匿行踪，而是大张旗鼓地杀出重围，是夜，双方在江上激战，“火光烛天如白昼”。
当张贵带领残部来到约定的地点龙尾洲时，他看到远处飘扬着军队的旗帜，以为范文虎如约前来，总算能绝处逢生。可他走近一看，才发现，眼前尽是元兵。
两日前，范文虎从郢州派兵到龙尾洲等候，却见风声鹤唳，以为大事不妙，在不与友军接洽的情况下，擅自退守30里。元军从宋军中俘虏了一名逃兵，得知张贵与范文虎的计划，于是命一支军队伪装成宋军，在此以逸待劳，伏击张贵。
这一刻，张贵知道，他的计策彻底失败了。
张贵没有向命运屈服，他举起兵器，率领残兵，向元军冲杀而去。此战，张贵身披数十创，战到力不能支、奄奄一息，才被元军俘虏。元军统帅阿术亲自前往看望，劝降这名农民出身的猛将，但张贵对天发誓，宁死不屈，最终被元军杀害。
张贵牺牲后，元军命4名宋军降卒，运送张贵的尸首回襄阳，并朝城内喊话：“识矮张乎？此是也！”
当初，襄阳军民听闻张贵、张顺运送物资入襄，“踊跃气百倍”，转眼间，看到张贵已成忠骨，“城中丧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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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文焕斩杀了4名降卒，随后命人将张贵安葬在张顺墓之旁，并为二人立双庙祭祀。
此时，英雄的信仰已然难以抚平城中弥漫的绝望情绪。
张贵、张顺援襄行动的结束，无情地宣告着，宋军在五年间发动15万大军、先后8次的救援全部失败。
是年冬，围城陷入至暗时刻。史载，“襄阳饥，人相食”。
城外，回回人亦思马因、阿老瓦丁向元军献上了扭转战局的“大杀器”——回回炮。这是一种来自西域的攻城武器，“声震天地，所击无不摧陷”。
咸淳九年（1273）正月，早已满目疮痍的樊城被炮火摧毁，城破后，守将牛富带着百名将士坚持巷战，渴了就饮血水，战至身受重伤，牛富不愿任敌人摆布，撞柱求死而不得，于是投火自焚而死。裨将王福见牛富殉国，说：“将军死国事，吾岂宜独生！”说罢，亦蹈火而死。元军对樊城进行屠城，并将遇害的宋朝军民陈尸于襄阳城外，场面惨绝人寰。
自从襄阳开战以来，蒙元软硬兼施，不断劝降吕文焕。
到了这年二月，与襄阳互为犄角的樊城已失，襄阳彻底孤立无援。元朝的招降使者丹达里如期而至。在忽必烈的统治下，很多蒙古贵族已经接受汉化，他们的说辞充满了中原文化的君臣大义。
丹达里对吕文焕说，元朝统一天下势不可挡，您坚守城池六年，已经尽到臣子的责任，就是为了城中百姓，投降也无可厚非，请您好好思考（“固守六载，为人臣义无不足，如生民何？圣朝上应天时，下徇地利，中察时变，平宋必矣。其审思之”）。
吕文焕失声痛哭，说：“容吾纳款盟而出。”数日后，举城投降，襄阳城破。
一切如刘整所料。
襄阳失陷后，长江天险形同虚设，元军打破了南宋的防线，随时可以顺江而下，席卷江南。德祐二年（1276）春，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陷落，宋廷投降，恭帝被俘，南宋濒临末日。
早在襄阳保卫战的十余年前，南宋与蒙古曾对襄阳展开争夺。时任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在襄阳抗击蒙古军队，重修襄阳、樊城二城，修筑大量的防御工事。李曾伯知道，他为南宋争取到了关乎生死的军事重镇，此地终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历史见证。
李曾伯来到襄阳城外的岘山，在这个无数风流人物登临过的人文胜地刻石铭记，上书：
壮哉岘，脊南北。繄墉壑，幾陵谷。乾能夬，剥斯复。千万年，屏吾国。
后来的故事证明，成为国家屏障的，不仅是一座伟大的城，还有无数伟岸的身躯，包括荆襄大地上两名普通农民出身的死士——张贵和张顺。
参考文献：
[宋]周密：《齐东野语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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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明]宋濂等：《元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
[清]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，中华书局，2019年
严耕望：《唐代交通图考》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21年
曹金成：《史事与史源：<通鉴续编>中的蒙元王朝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0年
周宝珠：《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》，《史学月刊》1982年第6期
乔东山：《论元朝攻宋战争中的招降战术——以襄阳之战为例》，《宋史研究论丛》2018年第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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